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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你看的就是假档案
一名基层组织部门负责人表示,干部档案的纠错机制还是跟不上,一般都是引起社会舆论或领导重视了,才会进入调查,而调查多没有固定程序,随意性较大.
负责档案管理工作十几年,周莉从来没觉得自己像这两年这么忙,虽然已是快退休的年纪,但她的工作量丝毫不亚于部门里的年轻人.办公室的电话隔几分钟就响一次,有时候电话里正说着,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档案“复制粘贴”
周莉的工作节奏突然加速,始于2014年.当年10月,组织部在全国分三批部署开展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而她要对每卷档案逐一进行初审和复审,发现问题,就一个个核实、一项项纠正,同时还要回应不同单位的咨询和请教.
一组数字最能够反映“周莉”们的工作量,截至2016年6月,针对干部重要信息记载不准确不一致的问题,全国查核了64.5万人的信息；针对档案材料不齐全不完整的问题,补充完善了2549万份材料.
但问题也浮出水面,2016年初第一批即省管干部档案专项审核工作基本完成时,420人因档案受到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186人因档案问题被记录在案.与此同时进行的全国各地换届期间,也有干部进入提拔任用程序却最终未能履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档案被发现.
洪永旺就是现成的例子,2016年5月,时任湖北省汉川市委副书记的他拟任安陆市委副书记,提名为安陆市市长人选.可公示期间,洪永旺却因被其年龄与实际不符,提拔也“泡汤”了.
而在专项审核工作前,2014年巡视组两轮巡视整改情况中,20个省份中15个省份的整改通报提及整治干部档案,其中河北处理了11名身份的干部.次年,新疆“首虎”栗智成为首个被通报年龄的省部级官员.
同今年5月被双开的司法部“首虎”卢恩光相比,以上的案例只能算搞搞小动作.在中纪委的通报中,卢恩光的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长期欺瞒组织.而这名“五假干部”,还曾在单位内培训时称“不说假话干不成大事”.
“现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档案对体制外的人不太重要.但对体制内的人来说,这里面记载着出生年月、学历、履历、工资级别、奖惩和家庭成员等情况,是考察干部、用人的重要依据.”周莉介绍,一般来说,个人档案由人事单位封闭保管,个人不能接触,但是一些人钻了空子,假档案由此而生.
审核档案像看X光片
在“刷”和手机支付高度普及的今天,一些省管干部人事档案已经实现数字化,但很多地方和部门对干部档案的管理手段还相对落后.周莉坦言,大部分档案里仍然是几十年前的纸质材料,甚至有很多还是人工填写,这不仅增大了审核难度,也给提供了空间.
记者调查发现,个别干部从原始材料阶段下手,围绕年龄大做文章.一名人事部门工作人员袁伟透露,大多数党员干部的出生日期是以入团志愿书为依据的,因为一般情况下这是最早的证明材料,所以有人就在入团志愿书上修改年龄,往后一直改下去.“比如把1改为4,7改为8,不过档案中的早期资料存放了太多年,修改起来笔迹很难保持一致,核查时稍加注意就能看出来”.
但是碰上修改“手艺好”的,也会让审核人员犯难甚至产生分歧,拿着几页纸对着灯光商量很久才达成共识,像是医生在研究X光片,有一次袁伟差点抱着档案去机关做笔迹鉴定.
“有的老同志不在乎,无非是早退休一两年,但对相对年轻的干部来说,这关系到仕途.”袁伟说,有的干部不承认,说修改后的才是真实年龄,于是去补充证明材料,结果,证明材料也是假的.一些干部没意识到,有些档案在内容和时间上前后矛盾,已无法反映个人真实情况,失去了档案的原始价值.
而留给档案更大的漏洞,是长期以来,个别单位对档案管理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用周莉的话说,她的办公室曾门可罗雀,不过要感谢办公室里“师父”的教导,带着她把负责的档案整理得井井有条,给这次审核工作“攒了人品”.
有专家也表示,有些单位数千份干部档案,录入、归档等工作往往都是由一两个人完成.一些意欲者,只要“搞定”这一两个档案管理人员,就可能轻松完成档案,而且还很“安全”.
2015年3月,黑龙江双城市招商局副局长孟德勇因档案被查.当年孟德勇未满18周岁,为符合吸收录干年龄,不仅将年龄改大3岁,还虚构了大专学历.调动到双城市招商局工作后的5年间,其档案竟一直由本人私自保存,直到双城市委组织部调档时才交到市人社局.2012年3月,市委组织部在没有对孟的档案进行严格审核的情况下,将其提任为招商局副局长,导致用人失察失误.
可能是背后有人“撑腰”
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要求下,伴随着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一系列“硬杠杠”也被划重点.2014年1月开始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要求,“不准涂改干部档案,或者在干部身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经历等方面弄虚作假”,沿用至今.而在《中国纪律处分条例》中也有相关规定.
但一名基层组织部门负责人表示,干部档案的纠错机制还是跟不上,现在查出来的档案问题,一般都是引起社会舆论或者领导重视了,才会进入调查,而这些调查都没有固定程序,随意性较大,重则纪律处分,轻则政治前途暂时遇阻.
更让审核人员无奈的是,分析诸多案例可以发现,一些干部档案案中多少都掺杂着上级的权力干预.“其实,在借阅、使用须遵循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的情况下,一般人想并不容易.”袁伟介绍,即使者收买了档案管理者,也很难做到天衣无缝,因为档案是“系统工程”,比如年龄改了,入学、入党等相关材料都要更改.有的干部就在档案中出现多个不同年龄.
然而有了权力的介入,修改年龄、伪造证明材料也容易多了,最后再通过组织认定成为“既定事实”,假的就成了真的.一旦成功,者可能像卢恩光那样“长期欺瞒组织”.
例如,广东梅州市劳动教养管理所原政委钟立档案案中,给予协助者就涉及县委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及县委组织部长.而为了提拔两名不具备条件的干部,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汪军甚至授意履历.
“现在负责审核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那么容易了.”周莉说,相关材料中有多人签字,出了问题就倒查,是要承担责任的.
防止背后有人“撑腰”的另一个办法,是技术革新和透明化.多名专家建议探索实施数字化管理,减少档案管理过程中人为接触原始纸质档案的环节和可能.同时改革人事档案的保密制度,除了干部的奖惩、处分记录等需要保密的档案资料,其他容易的信息应实现公开化.
不过在袁伟看来,数字化建设也存在不小的难点,平台搭建需要专用网络,成本太高,而档案信息的扫描、录入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这肯定是将来的趋势.（应受访者要求,周莉、袁伟为化名）
档案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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