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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喜福会》中男性气质的表现
摘 要：由谭恩美创作的《喜福会》讲述了四位移民美国的中国母亲及她们各自的女儿的故事.小说由16 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是以女性的视角进行讲述.由此不难看出,女性是这部小说的中心,故事中的男性则自然而然边缘化成为了次要部分.作者同时有选择性地将文中中美两国男性形象刻画成不同的类型,进行了潜在的对比凸显,明显带有女性主义色彩.作品中对中国男性和美国男性的二分法,侧面体现出作者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感以及对自身美籍华人身份的自豪感.本文将借助R. W. 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来分析谭恩美在《喜福会》中对男性气质的塑造.
关键词：谭恩美；《喜福会》；男性气质
[ 中图分类号] ：I10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8)-14-128-02
引言：
1989 年由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创作的《喜福会》出版后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并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等文学大奖.作者谭恩美作为一名华裔女性,所叙事角度的始终坚持以女性为主,特别是华裔女性,她的五部小说都秉承这一主题.
《喜福会》由16 个内容相互交叉的故事组成,故事的叙述者分别是四位在旧中国遭受了苦难而移民美国的母亲和她们在美国出生的女儿.故事主要讲述了19 世纪50 年代移民美国旧金山的四位中国女性,她们通过认识彼此,建立一个名为“喜福会”俱乐部,通过这一娱乐活动支撑她们在最困难的岁月里坚持下来,并依旧相信美好的未来.四位中国母亲各有一个女儿,母女两代人之间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她们之间矛盾重重.不同的文化背景塑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跨文化沟通的障碍和冲突频频发生.女儿们对母亲们的批评不以为然,而母亲们则认为女儿们没有奋斗的精神,并为女儿们的失败婚姻感到痛心.最终在爱的指引下,母女之间终于相互理解,相互接受彼此.
小说《喜福会》一经发表便受到评论界广泛关注,如下图所示,这些评论或分析大都集中在对母女关系（冲突）、文化冲突、女性主义等方面的剖析,或是探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文化融合、文化身份、跨文化交际等方面.从上图中不难看出大部分评论者的态度同作者的写作目的一致——为受压迫的女性发声,将以往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边缘化,剥夺他们的话语权.纵观各类文章期刊（如下图所示）,鲜有对《喜福会》中的男性进行分析或是对男性的表现进行探讨.本文试图从这一空缺领域着手,分析研究男性气质在这一小说中的体现.
1、中国男性
康奈尔在她的男性气质理论中,把性别概括性地定义为“性别是以生殖场域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结构,也是把身体之间的生殖差异带到社会进程中的一整套实践.”康奈尔根据这一定义认为男性气质应具有三方面特征：一、在社会层面,男性气质是性别关系机构中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由相关性别实践构型而成；二、在个人层面,男性气质是生理上的男性或女性为了达到性别关系中的“男性气质”那个位置所进行的性别实践；三、个人层面的男性气质实践对于自身（如身体、个性）和社会（如文化、性别意识形态）会产生影响.
作者谭恩美作为美籍华人,对中国男性的了解仅限于父母那一代人的叙述,因而她的作品将中国男性不可避免地塑造成扁平人物形象：有的愚昧无知,有的封建迷信,有的恶贯满盈,有的虚伪傲慢.以四位母亲在小说中叙述的首任中国丈夫为典型代表,他们多为故事中反面派,是旧中国父权制下摧残践踏女性尊严和生存权益的恶魔.作者不但将四位母亲的首任丈夫刻板化,而且把这种形象延续到她们的第二任中国丈夫的人物塑造上.中国男性在这本小说中被剥夺了话语权,他们从不主动表达自己,总是以一种沉默的旁观者的姿态出现.
作者谭恩美在小说中描绘的是一种现实中旧中国男性形象,是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旧中国男权社会的批评.自父系社会存在以来,历史便成为一部由男人书写并主导的历史,女人只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家庭的奴隶和生孩子的工具而存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男轻女”的性别意识不断巩固和传承,霸权式男性气质不断为社会所强化,男性比女性拥有更为优越的地位.父权社会中,男性用话语霸权剥夺女性的自由话语权后,女性就只能处于隐性的边缘化地位和沉重的缄默状态,只能依赖和屈从于家庭中的男性.小说中四位中国母亲在旧中国伤痛回忆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琳达舅舅家挂着死去的父亲的画像,而活着的母亲却像“鬼”一样不能见人,暗示着男人即使死去也能靠一张画像在家里占据一席之位,而活着的女人却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没有地位与尊严,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男性的尊重和对女性的轻视,二者对比更加凸显出当时社会“重男轻女”的残酷现实.
2、美国男性
康奈尔用“边缘性”一词来表达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与从属阶级或种族集团的边缘性男性气质之间存在的关系.边缘性男性气质总是与统治集团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权威性相联系.小说中同样是处在边缘化的男性也有所不同：美国男性可以借助自身种族优势,成为了边缘化男性中的中心；而中国男性则成为边缘中的边缘.
与母亲那代人所不同的是,四位女儿都嫁给了美国丈夫.同中国男性相比,四位女儿的白人丈夫凭借着自身的种族优势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对财富及社会认同的获取都更加轻而易举,此外,种族的优势使得他们对女性也更具有吸引力.正如Anthony S. Chen 提出的“霸权交易”,即交换自己的社会优势地位,以获取男性气质.四位美国丈夫,或者说美国白人男性,善于将自己与生俱来的种族优势转化为性别优势,来提升自己的男性魅力,以期获取更多的男性权力.小说中也多次印证了这一交换模式：露丝的丈夫特德是一个具有上帝光环的人物形象.“他是搭救我的勇士,我只是个孱弱的女子.不论我陷于怎样的困境,他总会排除万难,将我搭救出来”.特德扮演着救世主的形象来搭救露丝,无论是在生活上,人际交往中还是婚姻里.因而,内心不坚定的露丝总是将其视为自己的一切,完全听从于他,自己毫无选择的权力.特德作为白人的种族优越性使他在华人女性面前更具有男性魅力,露丝不断地发自内心地赞美他：“特德最初能引起我注意的,恰恰就是那些与我的哥哥和我所认识的中国男孩子们的不同之处： 他的鲁莽,他的执着,他的自信固执己见.他的瘦削的轮廓分明的脸庞和修长的身材,他的壮实的手臂,还有,他的父母是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女儿丽娜也深陷美国丈夫哈罗德的男性支配力之中无法自拔,甚至失去自我,甘于成为一个主人哈罗德手下一个自认为“幸运的”奴隶.哈罗德所代表的美国个人主义十分具有讽刺性——就是这样一个坚持平分家里一切开销的利己小人都能让丽娜爱到失去自我：“那时的我,听到、看到和感到的,就只有哈罗德”.就连女儿们中最为聪慧的薇弗莱也毫不吝啬对白人丈夫里奇的赞美：“他的爱是那么坦诚和毫不含糊……他属于那种温存型的男子……他对我的动作那样温存, 那样体贴细致,就像在发掘一件小小的珍宝”.不难看出,在男性整体边缘的境地中,白人男性牢牢掌握了主导权.白人男性利用自身的种族优势、绅士温柔的品性转化为独特的男性魅力,使女性心甘情愿地为其所征服,进而实现男性霸权.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男性则是通过暴力等手段残酷压迫女性来获得男性霸权,这样的手段最终只能是迫使女性觉醒进行反抗.
3、中美男性对比
小说《喜福会》中全部采用女性叙事角度,从反面论证了旧中国父权制下女性的躁动不安以及迫切想要摆脱这种束缚的渴望.作者打破了“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的固有叙事模式,在整部小说剥夺了男性的话语权、行动权和决定权.尽管男性在《喜福会》中都是以边缘性形象存在,但作者又从地域上将中美两国男性区分开来.
同女性进行纵向对比发现,小说《喜福会》中男性整体表现出边缘性男性气质.但进一步在男性内部横向对比时,作者对中国男性和美国男性的态度截然相反：中国男性始终对周遭事物保持漠不关心,漠然置之的处事态度；而对于在社会上被女性化的事实,他们没有采取积极的性别策略来挽回自己的男性权威.与中国男性明显不同的是,同样面临被边缘化的问题,美国男性却选择积极地利用自身种族优势同女性进行霸权交易.
作者谭恩美作为美籍华人,处于多种文化交融的环境中易受到西方媒体和文艺工作者对中国男性固有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塑造出迎合西方种族和文化偏见的中国男性形象——支配性男性气质——通过暴力彰显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无论是小丈夫黄天余还是恶霸吴青,谭恩美所塑造的中国男性总是依靠暴力、地位、财富来贬损、欺辱女性.换句话说,他们总是利用暴力的极端手段来获取更多的性别优势,性别权威,并以此来凸显自身的男性气质,满足自身心理需求.反观小说中作者所刻画的美国白人男性,总是处处同中国男性形成鲜明对比：特德出于对路丝的爱在的母亲面前勇敢发声捍卫爱人道德尊严；里奇对薇弗莱坦荡而坚定的地白心机；圣克莱尔先生给予映映全新的名字、身份以及人生.美国白人男性总是通过温柔大度、谦谦有礼表现出自身的男性气质,用温和的方法发散魅力吸引女性从而掌控性别关系中第一维度的权力关系.
结语：
作者谭恩美通过小说《喜福会》将男性推至边缘,着力刻画边缘性男性气质.但更为明显的是,作者将中美男性进行潜在对比,在抬高美国男性边缘化地位的同时贬损了中国男性的形象.国际社会更倾向于相信华裔作家所写作的内容,若华裔作家对中国刻意歪曲,容易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中国愚昧落后的不良印象.因此,华裔作家应当自觉抵制种族和文化偏见,不能为取悦白人主流社会而抛弃自身中华民族的属性.
喜福会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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