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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隆疏钞》的编撰特点和史学价值
[ 摘 要] 明代张卤所编撰的《嘉隆疏钞》顺应了晚明经世致用的史学风尚,成为晚明当代史著作之一.然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中以《嘉隆疏钞》“盖续张瀚《疏议辑略》而作,故类例虽稍有出入,而大致略相仿佛云”只予以存目,而未收录全书.随着明史以及史学史的研究热潮,《嘉隆疏钞》在校勘、史学研究、版本等方面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
[ 关键词]《 嘉隆疏钞》；编撰特点；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53（2016）09-0028-03
张卤（1523-1598）,字召和,号浒东,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嘉靖己未（1559 年）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廵抚保定,因为忤逆了张居正和冯保,左迁为南京太常寺卿,旋即乞休,1598 年死于家中.张卤一生勤奋好学,著述较多,主要有《张浒东文集》、《嘉隆疏钞》等流传于世.
其《皇明嘉隆疏钞》,共二十卷, 分君道、圣学、法祖、储贰、宫闱、宗藩、巡游、命令、差遣、礼臣、召对、好尚、修省、弼违、时政、贡献、厘弊、爵赏、国是、用人、援直、表忠、旌忠、祟节、财计、边事、武备、外戚、议礼、士风、民隐、舆地、河渠、历法、刑狱、近幸、权奸三十七类.因为张卤曾官南京太常寺卿,金陵为南京之别称, 所以这本书也被称为“金陵刻本”.
一
张卤的《嘉隆疏钞》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私人修史的繁盛时期.
明代中后期( 主要指嘉靖至万历年间) 私人修史异常繁荣活跃,私修史著繁浩,作者众多,内容广泛,体例多样,可谓中国古代私人修史的黄金时期,编撰当代名臣奏疏更是其中突出的特点[1].俞应益在为《国榷》作序时写道“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尹达在《中国史学发展》中认为“到了明朝,尤其是正德以后,私人修史数量浩繁、体裁齐备、内容广泛确是其突出特点,也是前代无法比拟的.”[2]
考究明代私人修撰当代史的繁盛与明列朝实录的广泛传布不无关系.明代前期,实录只有正副两部,正本供皇帝阅读,副本供实录馆修史诸臣使用,严禁传抄.实录有私人抄本,约始于嘉靖时代.不过,那时仍只有个别首辅,如严篙、徐阶家中有实录抄本.万历初年,王世贞曾有幸在徐阶家中读过列朝实录.万历十六年,因神宗要阅读累朝实录,而皇史成本实录“册样稍广”不便展览,首辅申时行建议皇帝重录实录为微型本.建议得到神宗许可,诏令实行.实录在重抄的过程中,诸校对、誊录官乘机“于馆中誊出,携归私第,转相钞录”,至使当时抄实录者“遍及台省”[3].万历二十二年,因修正史,复取出实录,供史臣参考.宫员们再次乘机大肆传抄.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抄录活动,实录广泛流传到了民间,出现了“家藏户守”实录的局面.甚至还出现有公开销售实录抄本的现象,每部高达“五万缉”.晚明清初,在京师及江南等文化发达地区,许多巨室拥有明实录.
另一方面也与明朝的统治危机,晚明文人经世致用的思潮密切相关.嘉靖、万历以来,政治腐败,吏治日污,民生日蹙的时局使有识之士深感隐忧,他们对各种社会弊端深恶痛绝,“目击朝家掌故,犁然有慨于心,不容不置一喙”.针砭现实也成为了这一时期史学经世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六经皆史”说的提出及王世贞、李赞等人的发挥、阐述、宣扬,明后期的学术思潮几为之一变：经学地位下降,重史成为一时风尚.于是,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批当代史著作.
二
《嘉隆疏钞》与明成祖的《圣学心法》一样以“君道”开篇,其“君道”一则占有两卷,主要内容是时任大臣关于皇帝治道的奏疏,从嘉靖早期的大臣奏疏中不难看出,明代大臣对于皇帝政治蓝图的构思.由于嘉靖帝以堂弟的身份继承皇位,所以嘉靖早期,正德朝的老臣都希冀新帝能够听从他们的安排,躬养圣德成就伟业.然后从嘉靖帝的答复中清晰展现的确是一个深谙君臣之道的少年天子.
第三卷有“圣学、法祖、储贰、宫闱、宗藩”五则,其中“圣学”主要是劝诫皇帝通过经筵学习儒家经典,躬养君德；“法祖”主要是通过议论明代前期的政策来反思现有的政策；“储贰”主要是劝诫嘉靖皇帝重视教育以及仪礼,嘉靖皇帝对其子孙态度一直十分冷淡,原因在于其狂热的道教信仰,他宠用方士,迷信他们编造的各种神迹仙方.为了追求长生,他长期虔事玄修,总妄想以地上仙的身份永踞皇座,天庭荣宠与人间富贵两得之.特别在中晚年,他甚至认为,如果再立储,不啻是树立出一个威慑到本身皇位,影响长生永禄的候补者,也就意味着自己终将出位,终将撒手人寰,地上仙兼永久性帝王的美梦就将破灭.为此,他“讳言立储贰,有涉一字者死.”甚至“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视亲生儿子为潜在的会危及本身仙籍和皇权的敌人,有意地与儿辈隔离[4]；“宫闱”一则收录了隆庆年间詹仰庇以及王时举请求早立太子的奏疏；“宗藩”主要是收录了隆庆年间大臣们请求皇帝慎思宗藩政策的奏疏,时任大臣们认为过分赏赐宗藩将会造成了国家的贫困,其实这一则的编撰与张卤所处万历朝宗藩上次颇丰造成国家贫困的现实联系密切.
第四卷涵盖了劝诫皇帝戒逸的“巡游”篇；建议皇帝重视政信问答的“命令”篇；要求废除前朝弊政的“差遣”篇.第五卷涵盖对待臣子的“礼臣”、“召对”篇；针对皇帝喜好的“好尚”篇,例如嘉靖皇帝对道教斋蘸的痴迷.卷六、卷七主要是记载每次天灾人祸后大臣劝诫皇帝的“修省”篇.卷八包括臣下辅助君王养其圣德的“弼违”篇.卷九为“时政”.卷十包括关于地方上贡的“贡献”篇以及针对宠幸欺瞒现象的“厘弊”篇.卷十一为杜绝传乞的“爵赏”篇.卷十二包括针对时政大事的“国是”篇以及“用人”篇.卷十三主要是针对言官的逆耳忠言,建议广开言路的“援直”篇.卷十四承接“援直”篇,还有表彰忠义的“表忠”、“旌忠”以及“崇节”篇.卷十五针对国家财政的“财计”篇.卷十六主要是关于边境马市以及边境守臣,外夷的“边事”篇.卷十七包括是“武备”、“外戚”、“仪礼”篇.卷十八包括“士风”、“舆地”、“河渠”、“历法”、“刑狱”篇.卷十九为“近倖”、“权奸”篇.卷二十承接上卷仍为“权奸”篇,主要是针对嘉靖朝权奸严嵩的奏疏.另外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嘉隆疏钞》还有万历年关于地方重务的附抄两卷.
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 张卤的《皇明嘉隆疏钞》是续张瀚的《皇明疏议辑略》而作,“故类例虽稍有出入而大致略相仿佛云”[5].其中亦言顾尔行的《皇明两朝疏钞》是因张瀚撰写的《皇明疏议辑略》所载截止到明武宗以前,“故尔行复录世宗、穆宗朝诸疏以续其书”[6].看来《四库全书总目》对这两个“疏钞”的评价都不大准确,因为这两个“疏钞”都是由贾三近未刊之本而来,也正是这个原因,顾尔行《皇明两朝疏钞》和张卤《皇明嘉隆疏钞》的凡例完全相同.此后,贾三近又对顾、张二人的“疏钞”进行了重订,其万历十四年(1586) 所作的《重校嘉隆疏钞序》曰：“余观于疏抄,‘天雄本’( 即顾尔行《皇明两朝疏钞》)是杂者也,‘金陵本’( 即张卤《嘉隆疏钞》) 是攘者也”,可见他对这两个“疏钞”都不满意.与张卤《皇明嘉隆疏钞》的分类相比,其中将“近悻”与“权奸”并为“纠劾”,改“律法”为“历律”,“旌忠”为“旌功”,去掉“士风”类,共分三十五类,凡有奏疏三百六十余,增加了“排巨挡,发遗奸,请大臣终制诸疏有关世道人心者”,削去近年来诸贵人“漂说塞责”、“踵故岁报”之类无关痛痒的奏疏.
暂且不论顾尔行的修改是否合理,从刚才对《嘉隆疏钞》的分卷分析中,不难看出其自身的体例混乱.例如讲君臣之道的“礼臣”、“召对”、“用人”、“援直”、“表忠”、“旌忠”、“祟节”分为两卷；“时政”、“国是”两篇分篇特点并不明显,合篇为佳；“爵赏”、“外戚”、“宫闱”合卷而言,更加可以体现警示国朝颠覆的作用.《嘉隆疏钞》虽然以“君道”开篇,却没有参照《圣学心法》以“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这种明确并且逻辑关系更为密切的方式进行编撰,当然这样要求不异于是强求古人.
清初浙东史家万斯同在康熙九年给朋友范光阳信中谈到明人所作当代史著作时说“抵牾疏漏,无一足满人意者”,“或事迹失之略,或褒贬失之诬”,“要皆可以参观,而不可以为典要” .万氏的话是一语中的的,明人所修国史,都将目标定得比较低,仅以作供正史裁择的私史为己任,谁也没想作一部流芳百世的名著.《嘉隆疏钞》不为清代《四库全书》所存以及明清所推崇的原因正如万斯同所言张卤等史学家的自身定位比较低,也像极了梁启超眼中的传统史学“多因袭而少创作”, 而且其自身体例存在缺陷,并且后来又被顾尔行《皇明两朝疏钞》所取代.
三
虽然《嘉隆疏钞》的编撰确实不够精良,也没有编者自己的史学观点,但是放在对史料运用愈加广泛的今天,其史学价值得到了我们的重新认识.
第一,校勘方面的价值.虽然关于嘉靖和隆庆两朝的奏疏著作很多,但是每本奏疏所受的奏疏以及体例编排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多种著作的互相校对还是非常有作用的,而且部分官员收录进疏钞的奏疏,在其个人文集中也有收录,这时也起到了一个相互校对的作用.例如《嘉隆疏钞》所收录的《罗洪先题为早举朝仪以备典礼事》就与其《念庵集》[7]中的同一篇奏疏有些许差异.从这些差异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奏疏或文集一般都会有誊抄以及大臣尊敬圣上的一些小细节,如“圣明”、“皇帝”顶格而书以及“御”字前面空格的存在.
第二,史学研究价值.是书除了收录大臣奏疏之后还收录了不少嘉靖或者隆庆皇帝针对奏疏的回复.通过这些奏疏中君臣的一问一答可以研究当时皇帝和大臣是如何处理政事的,以及当时的君臣关系.同时这些奏疏本身也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时随着史学史研究的热潮,晚明当代史繁盛的现象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嘉隆疏钞》随同其他奏疏编撰作品得到了人们的重视.
第三,版本价值.今天存世之明人文集大多为《四库全书》本,其中很多奏议文字,经四库馆臣妄加篡改而失其真.有些虽不是《四库全书》本的书册,但也经过清人改动.因此,《嘉隆疏钞》所录的明人奏疏,即使与今存的明人文集和别的书册重复,除具有资料原始性的价值外,还有着较高的版本价值.而且嘉隆疏钞本身就不收于四库,其被篡改的程度更低,史料价值更高.
晚明时期,政治统治出现危机,士人思变,王阳明心学的流行,“六经皆史”说的提倡,经世思想伴随着史学地位的提升,加之实录的广泛流传,《嘉隆疏钞》成为晚明当代史的著作之一.虽然其编撰体例确实存在着缺陷,这也是造成其不被收入四库的原因之一,但是从现代史料学的角度来看,《嘉隆疏钞》在校勘、辑佚、史学研究方面的价值仍值得我们关注.
[ 参考文献]
[1] 杨艳秋. 明代后期的“经世文”汇编[J]. 聊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
[2] [6] 尹达. 中国史学发展[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218.612.
[3] 朱国祯. 涌幢小品. 卷2. 实录. 转引自钱茂伟. 论晚明当代史的编撰[J]. 史学史研究, 1994(2).
[4] 韦庆远. 论隆庆. 史学集刊[J]. 1993(2).
[5] 万斯同. 石园文集. 卷七. 寄范笔山书[M]. 612.
[7] 文渊阁四库全书[M]. 集部六. 别集类五.
（责任编辑：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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