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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变形里的启蒙命题以宗璞的现代派小说为例
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当代作家面前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最先对已成名的小说作家产生艺术冲击力的是尤奈斯库、贝克特等人的荒诞派戏剧①,卡夫卡的表现主义小说,萨特、加缪、品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小说与戏剧,约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小说等,像《秃头歌女》《犀牛》《等待戈多》《变形记》《城堡》《诉讼》《恶心》《局外人》《升降机》《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作品,以情节的荒诞和形象的变形给长期被封闭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世界里的中国作家以极大的新鲜感与精神震撼.对如何看待这些作品所展现出的荒谬绝伦的世界,当时的研究者做了解释.如袁可嘉就概括：“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情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这四种关系的全面异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腐蚀作用所造成的,它们是在它的巨大压力下被扭曲的.现代派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正在于此.”②然而,对于刚刚经历过“”,或是在此之前还见证过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作家来说,这些现代派作品艺术形象的荒诞、异化、扭曲、变形和作家情绪的悲观乃至绝望,他们并不感到陌生,相反很容易就产生了同感.于是,现代派文学给了他们启发与灵感,中国作家也可以用荒诞变形的手法来塑造被政治运动所扭曲的知识分子形象,来表现社会对人的异化.与西方作家不同的是,荒诞变形等艺术手段的运用,并不是用来表现作家对世界的绝望,作品中的人物堕入非人化的境遇时所感受的也不是人生无意义的本体性孤独,而是不放弃回归社会和确认自我的期待.宗璞的小说就是最好的例子.她的《我是谁》《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就是在西方现代派影响下的艺术新创.
宗璞借鉴现代派的荒诞变形手法写知识分子在异化了的社会里被严重扭曲但仍然在寻找自我的代表作《我是谁》,被海外华人作家施叔青评价为“开大陆现代文学先河”③.这篇小说似乎是卡夫卡《变形记》的中国版,然而作品中的“”背景的设置和人物求证自我的执着,都具有与现代派作品的非理性情绪相左的理性精神.宗璞从事过外国文学工作,在创作中吸收西方现代最新艺术资源上可谓得天独厚,但由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文化环境的制约,她所做的是将现代派艺术中国化,即借西方之石,攻东方之玉,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灵魂.宗璞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谈到她“由于工作,在60年代就接触到西洋文学,卡夫卡,乔伊斯的作品都读过”,自然受到影响.而影响过程是,“‘’前夕,我们正研究卡夫卡,当时是作为批判任务的.但只有经过‘’的惨痛经验才懂得.‘’的惨痛经验用这种极度夸张极度扭曲的办法最好”.至于《我是谁》的直接触发,是作者看到中国物理学的泰斗叶企孙先生在“”中惨遭摧折,被折磨得简直“像一条虫”.“”的残忍把人变成虫,作者见了难受万分,于是用变形手法写了《我是谁》,“站在人道立场”,把人变成虫,呼吁“人是人不是虫,不是牛鬼蛇神！”④这里启蒙叙事的缘由与目的表述得很清楚.
宗璞提到的叶企孙,是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和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去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插班进了大学三年级,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W.布里奇曼（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 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 年回国后,1925 年8 月起任清华学校副教授,1926年任清华学校物理系主任、教授.1929年组建了清华理学院,他担任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同时被推选为决定学校大政的七位评议员之一.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当时正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的叶企孙立即放下出国访问的机会,负担起抢运图书、仪器的重任.他的学生熊大缜也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跟老师一起工作,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战争中,熊大缜被疑心是汉奸,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1945 年8 月,叶企孙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11月,由西南联大常委会议决,暂代该校常委职务.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叶当选为研究院院士.1949年5月,在清华学人的一致拥戴下,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履行校长职责,主持新中国成立阶段清华大学校务.1949年9月,作为教育界代表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叶企孙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清华长达二十九年,他善于育才,培养了大批优秀科学家,像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都是他的学生.哪里料到,“”爆发后,他遭到可怕的冲击.1967年在北大被红卫兵揪斗、、抄家、停发工资、劳改.1968,已经七十岁的他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军委办事组逮捕、,陷于狱中一年有半.经过这样的摧残,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据后来的介绍,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到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因为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
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尤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⑤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医院因抢救无效,平静辞世,终年79岁.1977年1月19日,叶企孙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1992年,包括王淦昌、王大珩、吴健雄等在内的一百二十七名海内外著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联名者平均年龄高达七十二岁.1993年,清华校庆特在科学馆举办叶企孙生平照片及手迹展,参观者无不震惊钦佩.1995年,叶企孙铜像在清华大学第三教学楼门厅内揭幕.从叶企孙的经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有多么严重⑥.宗璞出身清华,住在北大,对叶企孙在“”中惨况自然了解.那么重要的一个知识分子,遭受的摧折完全是非人的,被整得完全不像人样,出现幻听.作家以此展开艺术想象,努力去还原一个有尊严的智识人堕于这样的惨境后,灵魂的痛苦挣扎与反复叩问.
《我是谁》写植物学家韦弥在“”动乱中遭到野蛮粗暴的批斗,还被斥为“牛鬼蛇神”“特务！黑帮的红狗！”“杀人不见血的笔杆反革命！”“狠毒透顶的反动权威！”,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称号,像重磅炸弹以巨大的杀伤力摧毁了她的自我认同.她受尽了羞辱回到家里,惊恐而绝望地发现她的丈夫吊死在厨房的暖气片上.她的丈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数学家.他俩是一起在校一级的游斗会上惨遭批斗的.“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口号中,他们这一群批斗对象都被剃头.呵！那耻辱的标记！这一群秃着半个脑袋的人,被驱赶着,鞭打着,在学校的四个游斗点,任人侮辱毒打.”⑦散会后被赶去学校东门烧垃圾时,孟文起发现他服从命令交上去审查的全部手稿,他多年研究的结果,比他的生命还要宝贵的科研成果,变成了破烂的废纸,变成了垃圾堆的组成部分,马上要被烧掉,而那是他的心,他的魂,他的命根.他痛苦地、呼喊,但无法阻止他多年的、再也无法重复的心血结晶,被投进熊熊的火堆,化作一道青烟消散.这使他再也没有理由活下去,在隔离审查实施之前,他选择了自杀.韦弥回家推开厨房的门,发现死去的丈夫,发出撕裂人心的尖叫,踉跄地转过身,跌跌撞撞地冲下楼,只觉得天地变成了漆黑的一团,她不知该往哪里走,摇摇摆摆地转来转去,跌倒在路旁.巨大的打击,使她失去了神智,眼前出现各种幻觉.但她在竭力地寻找一个最要紧的答案：我是谁？革命的批斗,把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叫作“牛鬼蛇神”,从本质上否定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她已经不被当作人看待,这对于十分看重身份的知识分子来说,有多么可怕！她从小受良好的教育,不仅懂得人的尊严,还爱美,生命就像花一样美,这是她的认同.所以在神智迷乱中她把假山当作了花.可是现在,她叫作“牛鬼蛇神”了,她无法认证自我了,失去自我的她感到巨大的焦虑.在幻觉中,她果然变成了青面獠牙、凶恶万状的吃人的鬼,变成了大毒虫.因为她有知识,这个世界已经把有知识看作有毒,传播知识就是放毒.世界就是这么荒诞,有知识的人都变成了毒虫.
在这个环境里,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受到非人的对待,都陷入严重的认同危机.可是,韦弥和文起,是为了建设新中国而从美国双双回国,投奔、投奔人民的.他们情愿跳进革命的熔炉把自己炼成宝剑献给祖国母亲,哪知到头来被看作牛鬼蛇神.这个世界是完全扭曲的,是非人的.她在黑色的天空上看到大雁排成了人字,这给了她答案——“我是人！”,可是她同时看到不少的骷髅、蛇蝎、虫豸在挖它、推它、咬它,“它们想拆散、推翻这‘人’字,再在人的光辉上践踏、爬行——”⑧.既然这个世界是个非人的世界,那么,已经找到了只能做一个人的答案的韦弥,她的选择就只有去追随文起……在黑夜中,她冲进了湖水,投身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用生命去殉了一个屈原式的宿命.
《我是谁》把叶企孙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遭到非人打击后的灵魂痛苦揭示得淋漓尽致.革命暴力把人变成非人,小说的艺术形象与卡夫卡的《变形记》异曲同工,但是,《我是谁》却不像《变形记》是个寓言式的故事,即在抽象的层面上表现不可知力量造成的人的失落.在宗璞的笔下,韦弥在丈夫自杀的打击下精神几乎崩溃而出现情思迷乱,但她始终在追问自我的本质,不接受社会对她的否定.她只是在谵妄意识状态里改变了自己的形状,故被改变的是一个虚拟的自我,而《变形记》却是身体的变化,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因此是寓言化的,认同非理性的.在《我是谁》里,扭曲世界的力量很清楚,就是反智识、反人道的政治理念和革命暴力.韦弥最后投湖自杀,是在确认了这个世界是个被扭曲的非人的世界而决定离开它,也就是背弃它的.韦弥的抉择也是作者所赋予她的知识分子的节操,因此表现的是崇高的理性精神.如张志忠所说：“韦弥的投湖自尽,虽然是在情思迷乱的时刻所为,作品留给读者的却不是生命之毁灭导致的虚无,仍然是延续着一缕希望和追求之光.”⑨宗璞写《我是谁》,启蒙叙事意图非常明显,表现在把“人”视为这个世界的最高命题.韦弥不甘于被剥夺人的本质,才反复提问“我是——”,能够填空的当然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就像大雁在天上排出的字形.这篇小说发表于1979年,可见宗璞是较早在小说创作里提出启蒙任务的.
宗璞的另一篇“伪现代派”小说《泥沼中的头颅》,启蒙色彩更强,启蒙精神更深沉,启蒙态度也更执着.小说“用超现实的想像虚构了一个具有整体象征意义的令人发怵的丑恶环境”⑩.这个环境就是那一片为周围的充满生机的绿色世界所包围的浑黄的泥沼.泥沼中的土国人安于现状,生活在迷糊状态中.唯有这个“头颅”,“不喜欢这浑浊的泥浆.泥浆使人透不过气来,对任何事物都看不清楚,总是处于茫然状态”.“头颅”原来是有个身躯的,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感到泥沼里有一把钥匙,“能够改变这种泥糊状态,使人清醒”,于是去找寻这把钥匙.可是找钥匙需要取得批件,他只好在四周的寂静中,一个人艰难地在泥沼中移动,从“下大人”找到“中大人”,再找到“上大人”,为此他付出了代价：在泥浆中磨掉脚,化掉了整个身躯,只剩下一颗头颅,最后险些也掉进泥沼那个能够吞噬一切的大漩涡,化作泥浆.泥沼中的人都冷漠而自私,他奋力划动中一路留下的血痕,有人害怕传染,有人以为可以舀去卖大价钱.但异国公民发现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由于他的思想家的价值被认识,在他即将被大漩涡吞没的刹那间,有许多只手伸过来把他提了上去.在漩涡边他还遇到了也被泥沼化掉了身躯的一个年轻的头颅,两代人感动地互相鼓励：“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可而更为之.”
《泥沼中的头颅》运用现代派的手法刻画了一个象征性的情境,但全篇都是不难理解的启蒙话语.“头颅”是普遍蒙昧的土国人里的思想家,他在泥沼里孤独地呐喊和勇敢地肉搏,让人联想到在孤独中鏖战的现代启蒙思想家鲁迅.“头颅”的处境,与鲁迅的处境相似：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人们安于现状,维护等级制,害怕最高权威,对别人的跌落幸灾乐祸,文化人则恪信“万物静观皆自得”,整个国度都是无声的,唯有先觉者在绝望中抗战.在这样的处境中,“头颅”相信呐喊的价值,因为据说“声音是可以变成力量的”.但他也明白呐喊者的命运是什么,传统太悠久,要改变现状谈何容易,一切努力都不见得会有功效：“各种变化过程的痛苦,也只有亲身经历,而且磨光了一切的人才能知道.但他还是要期待和呼喊：‘打开漏斗的底！让泥浆流光！让真正的天空、清水、空气都进来！’”“头颅”的韧性地坚持,不是为了做一个思想家,而是为了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不是什么家,也不是什么长,只是一个人.要加形容词的话,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这些话语都是接着“五四”讲的,是80 年代文化热衷反省和批判传统文化的激越的声音.《泥沼中的头颅》的象征性情境,看似荒诞却无不与现实构成对应关系.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五四”一代知识者发起思想启蒙,并没有完成任务.在现实中,思想者与群众还是处在呐喊与无声的悲剧性的关系中.从变法维新到“五四”文化革命,都被后起的社会革命所取代,后者取得了成功,于是历史主流话语都将前者的退场解释为脱离群众.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在社会革命中群众被另一种启蒙主体所动员,的确改变了江山.但改变了江山的群众并没有改变自己,只有动员群众的主体才赢得了一切.被社会革命边缘化的知识群体——“头颅”,与人民大众,或成为“武器的批判”的对象,或充当“批判的武器”,主体性皆被宏大的历史话语所摧毁.在社会革命落幕之后,“头颅”和“泥众”还是处在呼喊与倾听的启蒙关系中.这就是《泥沼中的头颅》所暗示的80年代思想文化革命的深刻命题.■
【注释】
① 七十年代末最先面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译介文章,是朱虹的《荒诞派戏剧述评》,发表在1978年第2期的《世界文学》上,很快引人注目.
② 袁可嘉：《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载《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
③④ 施叔青：《又现代又古典——与大陆女作家宗璞对话》,载《人民文学》1988年第10期.
⑤ 上面所引,均见的《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255.html.
⑥ 归国知识分子在“”中惨遭迫害的另一个例子是化学家萧光琰.1950年,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的萧光琰博士为了报效祖国,几经周折通过转道香港,从美国回到中国,带回大量的科技资料.他被安排到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他拼命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出了不少科研成果.正当萧光琰刻苦钻研,努力奉献的时候,十年浩劫开始了.这个从不过问政治,也不多说一句话的科学家,竟然也逃不过劫难.萧光琰一家中的惨烈遭遇,可参见白介夫相关回忆文章.（北京市原副市长白介夫,曾任萧光琰任职的研究所党的负责人,萧生前与之交往密切.“”后白撰写有回忆萧光琰的文章.）
⑦⑧宗璞：《我是谁》,载《长春》1979年第12期.
⑨张志忠：《士林心史儿女风资——宗璞小说创作论》,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
⑩毕光明：《文学复兴十年》,59页,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宗璞：《泥沼中的头颅》,载《小说导报》1985年第10期.
（姜岚、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0—70 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关联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8BZW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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