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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首诗，都是由信仰而不是由机谋写成的
我在讲话里不会力陈什么主张.我不是一个好鼓动的人.我将考虑一个问题,并通过描述它来表明我的态度.我要描述的是艾默斯特以外的学院.或者不如说,我的一切好话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关于艾默斯特的,坏话都是关于其他学院的.
我知道有很多学院把所有的美国诗歌拒之门外,有很多学院.我知道有很多学院把所有的当代诗歌拒之门外.
我曾经听说,一位牧师把他写诗的女儿赶出家门自谋生路.他说上帝写了一本书,那就足够了,不应该再写更多的书.
这些做法是够谨慎的,你们能为之一辩.它们免除了有关的诗歌不得不被用来教育孩子的责任.我有时候想,诗歌在教学过程中不得不承受巨大压力,那也真是够它受的.
我还知道,有很多学院让年代较久远的诗歌有一席之地,但是教师把诗歌当作其他事物来对待,从而把诗歌里带有诗的特点的一切拒之门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我实在不明白这样做的理由.也许这些人行事谦虚谨慎.企图与诗歌这样高妙的东西打交道的人是教授吗？他们是谁？这态度里有一种适合于男子汉的谦逊.
那是解决问题的最佳的一般办法：把诗都当作是除诗之外的什么东西,仿佛它是句法、语言、科学.然后你们就是读读美国的和当代的诗歌也无妨,不会遇到任何特别的麻烦.
他们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们在生活里首先是打分数的人.他们需要考虑打分的问题.我是有多年经验的教师,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必须打分而抱怨过.我宁可给任何人的任何方面打分,他的长相和举止,他的想法,他的正确性和精确性,任何方面都可以,我宁可用字母A、B、C、D给他打分,而不愿用形容词来评价他.我们所有时候都在互相打分,都在被归类、分等,于是我们不敢有非分之想.我看这没有办法.我可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你必须打分,首先你必须就是否准确和是否恰当打分.但是,如果我要打一个分数的话,官存我的评价讨程中是最不重要的．难掌握的是分数以外的部分,那是一个需要胆识的领域.
有人想到过另一种使课程摆脱诗这讨厌东西的办法.和其他办法相比它要慈悲多了.它既不取消诗,也不改变诗的自然属性.它把诗赶出来玩弄各种游戏,自娱自乐——不因此贬低它,不过也不予以褒扬.任何一个喜欢富有诗意的教诗的人,不管他教的是英文、拉丁文、希腊文还是法文,都会把自己的课和诗一起带入云里雾里.在一条明显的分界线的两边.一边讲究严密和分析,另一边偏爱花哨一一他们说得出什么名堂来大家心里有数.有的课程集中注意恰当和精确,这两者是被常人认可的诚实的唯一形式.在这样的课程,打分当然比较容易.有的课程使学生为情趣、观点分散精力,给一个泛泛的、模糊的评语X 十分方便.我了解了一下,没有教师愿意站在那条分界线的哪一边,不是同意严谨就是同意花哨.没人愿意承认他的课不是部分地涉及精确性.没人愿意承认他的课不是部分地涉及情趣和热忱.
如果接受学院教育的人在情趣和判断上不被打分又如何呢？他的情况会怎样呢？他结果如何？他将不得不修一些为大学毕业生开设的补习课程.他将不得不上夜校.你们知道,现在有为大学毕业生开办的夜校了.为什么毕业生会这样？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不够,碰到当代文学就乱了套.他们不知道在图书馆和美术馆里自己可以稳妥地喜爱怎样的作品.他们读到一篇社论时不知道怎么评价它.他们不知道怎么审察政治运动.他们不知道白己什么时候受到隐喻、比拟和寓言的愚弄.隐喻正是我们将要谈论的.诗的教育就是隐喻的教育.
我们不谈想象、首创性、热忱、灵感和新意吧,这些真是令人敬畏的字眼.我们不用为它们打分吧.但是我们还得照顾到两件基本的事：情趣和判断.据说美国人的判断多于情趣,而情趣是应该认真对待的.那是诗歌——人文学院里的唯一的艺术——存在的理由.我本人并不怕谈论热忱.有令人目眩的光似的热忱,也有震耳欲聋的喊叫似的热忱,那是你缺乏诗的教育、从诗之外得来的拙劣的热忱.这类热忱的典型例子我可以称作“日落时的狂叫”.你西望落日,如果起得早的话东观日出,然后你就狂叫起来.这些只是你个人的“喔”呀“啊”呀而已.
但是我指的热忱是通过智力的棱镜折射在屏板上的色彩,从一端的夸张——或者说一端的偏激之词——一直到另一端的含蓄.它是暗色的线条和很多颜色组成的一条长长的光谱.这样的热忱是一切关于诗的教学的一个论题.昨天我听到了有关维吉尔的高论,不少在我看来是拙劣的热情,更像震耳欲聋的喊叫,为数真不少呢.但是有一个发言有层次,偏激、中和、含蓄兼而有之.它具有通过一个理念折射的热忱的所有色彩.
我愿意抛开其他一切不谈,只集中谈一点：隐喻点化的热忱.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使热忱恰如其分地适合隐喻的管束.我不相信一个在诗歌领域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能知道他自己和其他人怎么恰当地使用隐喻,怎么恰当地处理隐喻.
诗歌由平常的隐喻、漂亮的隐喻、“典雅”的隐喻发轫,进而发展到我们最深刻的思想.诗歌提供了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说一物而另有所指的方式.人们问：“你为什么不直说呢？”我们可不这样呢,我们身上都有很多诗人的气质.不是吗？我们喜欢用寓言和拐弯抹角的暗示说话,不知是出于缺乏自信还是其他什么本能.
我近几年越来越想把隐喻当作思维的一切.我不时发现有人同意我的观点,就是除了数学以外的一切思维,或者说除_『科学思维以外的一切思维,都是隐喻式的.数学思维对我可能是太难了,但是要拣起科学思维的话题倒是十分容易.
从前,古希腊人都忙着告诉别人世界是什么,或者像什么.世界是三种元素：空气、土地和水（我们曾经以为有九十种元素；我们现在知道只有一种）.另一个说世界是实体.第三个说世界是变化.但是最妙、最有成效的是毕达哥拉斯把宇宙与数字相比.关于什么的数字？关于距离、重量和时间的数字,这就是回答.于是我们就有了科学和在科学中发生的一切.这比喻长期以来一直适用,十分贴切,只是当它涉及精神和心理或者物质世界的某些不寻常的地方时,它就失灵了.
前些日子我们这儿有一位来客,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要告诉世人的最新的一句话就是,知道物体的方位越精确,要说出它移动的速度就越困难.你们能够看出这是什么道理,不正回到芝诺提出的飞矢问题.把数字同时引入空间领域和时间领域就是把两个不同的隐喻混淆起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它们是不能搀和在一起的.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两三个现在被用来谋牛的隐喻.我刚才提到了新式隐喻中的一个,那是一个逗人的混合隐喻,就高级的数学和物理领域来说是正确的：你把物体的方位定得越精确,你就越不能精确地知道它的移动速度.当然,任何事物都是在运动着的.现在任何事物都是一个事件,又是一个隐喻.他们说事物就是事件.你们相信吗？不全信吧.我认为事物几乎是事件,但是我还是喜欢把事物和事件相比.
我在科学界还注意到另一个隐喻.“在物体的周围,空间像是弯曲了似的.”那不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吗？我看它简直是妙极了——说空间在物体的四周像是弯曲了似的.“像是弯曲了似的.”
另一个逗人的隐喻来自——那是一本什么书？——我现在说不上来.那隐喻是这样的,它的目的是重新确立你关于自由意志的观念,它要还给你自由的意志.好吧,请看这现成的隐喻.你们知道,你们说不出某一年级毕业后十年里将死去的人的名字,但是你们能够像保险统计员那样说出多少人将在那段时间里死去.这位科学家说,出于同样的道理,在物质的分子扑打、撞击一块屏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些个别的分子将出现,但是我们大致上说得出在既定的一段时间内多少分子会冲击屏板.你们看,这表明个别的分子能自由来去.我特意问玻尔这件事,他说：“对,是这样.当分子想来的时候,因为分子想来,它就能来；个别的分子的行动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大量分子的行动就不同了,它可以预测.”他说,“这使个别的原子自由,但是使群体按照必然性行动.”
另一个在我们这时代令大家都感兴趣并且使我们不必再动脑筋的隐喻就是进化的隐喻.了解一下这个词的拉丁词源并没关系.这隐喻其实就是生长中的植物或生长中的事物的隐喻.还是在好久以前,有人聪明地说,整个宇宙,一切事物,都像一个生长的东西.就这么简单.我知道这隐喻用于某些方面不贴切,但是它还没有处处碰壁.我承认,这是非常聪明的隐喻,虽然我自己对于那些谈论比如说糖果的进化和电梯的进化——这样那样、五花八门的进化——的文章是厌烦透了.一切事物都是进化.我只消说我因为没研究体会这隐喻,对它不感兴趣,就可以解放我的思想.
我要指出的是,除非你熟悉隐喻,除非你在隐喻方面受过充分的诗的教育,你在任何方面都是不可靠的.你无法把握修辞的价值：你不知道隐喻的力量和短处,你不知道你可以把它开到多远,什么时候它可能抛锚.你在科学上是不可靠的；你在历史上是不可靠的.要说明这道理在历史上和在其他领域一样,我可以举个例子.我昨天听到有人说,埃涅阿斯.应该被比拟为（“比拟为”这说法！）乔治-华盛顿,他属于这样一类民族英雄：一个毫无做英雄之想的中产阶级成员,一门心思建设未来.一门心思照顾孩子和后代.这隐喻本身听起来还不赖,但是你们必须知道它后来扯得太远了.那个人然后又说,奥德赛应该被比为西奥多·罗斯福.我不认为这合适.有人访问临死前的吉朋,说他一如以前的吉朋,毫不逊色.
再看看我们在道德上是怎样被引导到当今这境地的,全世界都一样.隐喻的变化曲线造成了今日的局面.有一种思维——打个比方说——有一种思维可以说是妓院里特有的.它总是在那里存在.它不断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成为世界上的传染病.它是怎么成功的？靠使用美德创造出来维护美德的一切美好的字眼.它首先使用诚实、坦率、真诚这类词儿；把它们拣出来使用.“以诚实的名义,让我们直面我们的本性.”你们知道这一套.然后它又拣起快乐这个词,“让我们以快乐——它是我们的祖先清教徒的敌人——的名义……让我们以快乐——它是扫兴的清教徒的敌人——的名义……”你们看.“让我们”,等等,等等.然后,“以健康的名义……”健康又是个美好的字眼.弗洛伊德主义正是靠利用心智健康这隐喻来欺世盗名的.我们现在知道,这学说时髦极了,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责备艺术家,他们是使隐喻流传的大人物.戏剧界也有责任,它永远是上层和下层两个社会之间合适的中介.我这样说并不是对戏剧界抱有个人成见.
通过所有这些我只是想说,魔鬼也能引用《圣经》,那就是意味着你们手头一切美妙的字眼魔鬼也能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拿来派自己的用场.别在意我的道德感.我在这儿并不是要力陈什么主张.我不在乎这世界在特定的某一天是好是坏.
让我请你们注意一下,一个隐喻是怎么当了你们大家的面抛锚的.
不久以前,有人对我说：“我很容易把宇宙设想为一架机器,一个机械装置.”
我说：“你是说宇宙像一架机器吗？”
他说：“不,我想它是一……对了,它像……”
“我以为你是指宇宙像一架机器.”
“好吧,就算是这样.”
我问他：“你看到过一架机器没有脚踩的踏板,或者是手握的控制杆,或者是手揿的按钮吗？”
他说：“没有.”
我说：“好吧,宇宙像机器吗？”
然后他说：“不像.我是说它像一架机器,只是……”
“……它和一架机器不同.”我说.
他只想把那隐喻用到这程度为止.我们都同意.一切隐喻都会在某个地方抛锚.那正是它的美.它灵敏度极高,一不当心就用坏了.只有你长期和它一起过日子你才知道怎样适度地用它,你才知道你可以从它得到多少,它什么时候会干涸枯竭.它是非常活跃的东西.它就像生活本身.
很久以来,自从我开始教书以来,我就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老师必须教学生思考.有一次,我看到一位老师在一所优秀的学校里走来走去的,在学生头上啪啪地打榧子,一边说：“思考.”那时思考正在成为一种时尚.这时尚还没有完全消失呢.
我们依然叫学院里的孩子们思考,仿佛和九十年代时一样,但是我们很少告诉他们思考意味着什么；我们很少告诉他们思考就是把零碎的东西放到一起,就是用一种语言来说另一种东西.告诉他们这些就是把他们的脚放到通天的梯子的第一级上.
用一种语言来说另一种东西的最伟大的尝试就是在哲学上用精神来解释物质,或者用物质来解释精神,最终使两者统一.那是最伟大的失败的尝试.我们还稍差了一点.用精神表述物质和用物质表述精神的尝试是诗的极致,是一切思维的极致,是一切诗的思维的极致.如果仅仅因为有人想用物质来表述精神就把他称为物质主义者是错误的,仿佛那是一种罪恶.物质主义不是用物质来表述一切的尝试.只有在物质中迷失了方向,无法用一个综合的隐喻把物质安排得有条不紊的人——不管他是诗人、教师、科学家、政客还是政治家——才是物质主义者.他是个堕落的家伙.
我们叫人们思考,但是却不向他们显示思考是什么.有人说我们不需要向学生显示怎么思考,他们慢慢地会学会思考.我们只需教给他们语句的形式,如果他们有什么想法,他们就知道怎样把这些想法写出来.那真是荒谬绝伦.要写作只要有想法就行.学习写作就是学习怎样才能有想法.
首先是平常的隐喻……举几个普通的例子.我宁愿以我自己的普通的隐喻安身立命,也不要其他人的了不起的隐喻.
我记得一个男孩子说：“他是那种用他的盾伤人的人.”当然,那可能是个单薄的隐喻.但是它把性格写活了.它有诗的典雅.“他那类人用盾伤人”.
这盾使我想到了——稍微打个岔——这盾使我想到了在《奥德赛》的一卷里提到的平放着的盾.《奥德赛》的那一卷记述了有史以来历时最久的游泳.我忘了奥德赛游了多久,是几天吗？他终于游到了费阿克斯人的海岸,他看到海岛在地平线上“像一块平放着的盾”.
在同一卷里有一个更妙的隐喻.在结束的部分奥德赛游到海边,爬上了海滩,在两棵连理的橄榄树下过夜.书上说,正如在孤零零的农家很难取到火——我不是在逐字引用——很难在火熄灭以后再把它点着,人们用灰覆盖住火种保留它,以备晚间之需,奥德赛用身边的树叶覆盖住自己后就睡着了.这里有描写性格的东西,有关于奥德赛本人的东西.“火种”.奥德赛覆盖住他内在的火种.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他的伟大品质.
但是这些隐喻比我们当作立身之本的隐喻分量要轻一些.它们有它们的魅力,它们短暂的魅力.它们好像是通向伟大的思想、庄重的思想、持久的思想的阶石.
我们通过诗歌最有效地学会把握的隐喻对思考是最重要的.看起来,心智要达到那水平可能并不难,但它是心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历史的最伟大的遗产就是我们积累起来的高贵的隐喻.
我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诗的经验属于接触诗的人.接触诗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写诗.有的人以为我要大家都写诗,并不是这样,就是说我没有必要这样.我只希望要写诗的人写诗.我从来没有鼓励任何不想写诗的人写诗,我也并不总是鼓励那些想写诗的人.不然的话那该是举行自己葬礼的时候了.正如人们说的,这真是非常艰难的生活.
（我刚去了西部一个城市,一个有很多诗人的城市,一个对诗人而言已变得安全的城市.整个城市是这样的可爱,你不必把它拔高使它入诗；它对你是现成的.但是我不知道,在那城市里写的诗到那城市以外的地方念的话听起来还像不像诗.它们就像你在醉酒时开的玩笑,你要再醉一次才会觉得它们有趣.）
我说过了,幸好还有另一种接触诗的途径,那就是通过读诗,不是把它当作语言学、历史和任何其他东西来读,而是当作诗来读.教师的难处之一就是判断一个人在读诗时有多少门道.我怎么知道一个人在读济慈的时候是不是和济慈心心相通呢？要知道是太难了.我和一些孩子们读几位诗人的作品读了整整一年,我不敢说他们是不是读出了点名堂来.有时候一句话就告诉我一切.那一句话就是他们一年的分数；这也没办法——我要知道的全在那一句话里.如果那句话说得对,如果它差不多说到了点子上,那就足够了.我想一个人在一年里大概得说上二十句蠢话才能在某个当儿说出一句有见解的话来.
一切都取决于你对诗的感悟的程度.要评你的分数就应该看你的感悟,不看其他任何东西.要判断你的悟性不能通过问答的形式,只能凭偶尔的几句话.只是通过偶然的机会你才在有一天发现某人有多少长进.
对诗有了足够感悟的人比其他人,甚至包括当今宗教界人士,更知道“信仰”这词的意义.在宗教以外,我们在两三个方面知道信仰.其中之一是在十五岁到二十岁的时候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知道得很多,但是他无法向任何人证明这一点.他没有被其他人认为是知识的知识.在他的预知里有某种将因信仰而实现和被接受的东西.
还有一种类似的信仰,对另一个人的信仰.两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将因信仰而实现.那就是我们在小说里所谈论的对爱情的信仰.充斥小说的幻灭就是对那信仰感到失望后而生的幻灭.当然,那信仰可能失败.
然后是一种对文学的信仰.每一首诗,每一篇短篇小说,都是由信仰而不是由机谋写成的.那美,那不可言说的神奇,那即将产生之物的可爱的魅力,与其说是知道的,不如说是隐约感到的.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关于作家的笑话总是让我不快,说的是他们先写最后的部分,然后逐步拼凑；说的是他们以为一句句子很妙,就为它悉心准备铺垫,最终像是设置圈套一样把一切安排停当.写作过程绝对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懂得艺术真谛的人不会不看到两者的差别：凭机谋和技巧写出来的东西和因信仰而产生的作品,后者在酝酿的时候与其说是知道的,不如说是隐约感到的.这道理你在写作时会明白,在阅读时同样可以明白,也许不那么明显吧,但是可以说差不多.我能按照那条原则把短篇小说分类：因信仰而产生的小说和凭机谋制作出来的小说.把诗这样分就更容易了.
我想,我碰巧在想,我所说的三种信仰,即自我信仰、爱情信仰和艺术信仰,都是和上帝信仰紧密关联的.对上帝的信仰就是进入一种与上帝的关系,从而带来未来.
还有一种类似的对民族的信仰.人们感觉到它.我在有的场合碰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以为必须说不赞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话来讨好国际主义.我几乎要站起来退场.他们的隐喻一片混乱.他们想,因为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能坐在同一个台上一起接受殊荣,像民族这样的事物就当然不存在了.我们都知道那种糟糕的思维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对任何那样的人说：“瞧！我首先得是一个人.我要你也是一个人,然后我们可以随你所愿谈什么人际间的事,我们可以拉鼻子互相侮辱——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是首先你必须有个性.首先你必须有民族,然后各民族才能随它们所愿互相讲国际主义.”
我要对那些人用另一个隐喻.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要有自己的一套颜料,纯净的、单个的颜色.我要把那套颜料拿在手里或者放在椅子上,然后在画布上调色彩.画布就是艺术品所在之处,就是我们克服困难之处.但是我们希望一切民族都不相混,纯净而各有特色,尽可能地保持独立.然后,在思想、艺术和其他领域,我们要怎么做都行.
还是言归正传吧.我从长年接触诗歌的经验里得到最多的就是关于四条信仰的知识.一条是对自己的信仰.那是你因为不能证实你知道而不愿公诸于人的知识.你什么也说不上来,直至你看到它.爱情的信仰也是这样,有着同样的羞怯.它知道它无法说出来；结果才是一切.通过民族的信仰我们大家以不同的身份沟通交往,我们抱有这样的信仰才能带来国家的未来.我们不能告诉有的人我们的信仰,部分原因是他们太愚蠢,不会理解,部分原因是我们骄傲地闪烁其词,不屑解释.无论如何,信仰必然会实现,等我们知道得更多了,等我们拿得出果实了,我们再来谈论它.然后是文学的信仰,对每一件艺术品——提醒一下,不是靠机谋和技巧制作的东西,而是真正的艺术——的信仰；那作品是由信仰产生的,一路摸索着不知如何表达,写着写着居然比所希望的还要顺畅,结束的地方令你又惊又喜,你当初只是以某种情绪隐隐地预感到它.最终是对上帝的信仰,我们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从而信仰未来——信仰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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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仰的力量论文